从陈丹青到贺卫方
2005年09月19日 15:27 《天津日报》
从6月24日开始一连数日，一篇题为《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的文章一直占据着“学术批评网”的显要位置。信中毫不隐讳地指出，“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点明“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在这篇文章的下面，赫然署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名字。
6月25日下午3时，在国内著名网站“博客中国”上，一篇题为《贺卫方：我为什么要停招硕士生》的专访发出后立即引来无数关注。博客中国（博客网）专栏主编古川先生透露，从6月25日到28日，这篇文章的累计点击率超过18000次，回贴近200个，回应文章多达10余篇。“这样的关注度在‘博客中国’算是相当高的了。”古川告诉记者。在互联网上，一场关于中国教育考试体制和学术制度建设的讨论正方兴未艾。
贺卫方，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中，他与江平作为法学界代表人物赫然在列。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贺卫方与另外4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最终他们的努力直接促成过时的收容制度的彻底废除。在不少同行的眼中，贺卫方的名字就是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北大精深和贺卫方的忧虑
一个素有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他发起的一次网络公共事件再度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不禁让人们猜想贺卫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为此，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正在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贺卫方。“在发出公开信之前，我多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主要怕被外界误解成纯粹的个人行为。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者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依然保留着。在这种精神下，我的言行是富于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它将引起如何建设更合理制度的思考。”在电话的另一头，贺卫方向记者解释他发出《公开信》的动因：“这件事引起巨大的反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北大有关的事情历来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北大无小事’；二是现行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确实到了一个该反思的时候了。”
6月26日晚，贺卫方在飞越白令海峡时写下一篇题为《法学硕士生考试应该怎样设计》的文章，其中的一段话流露出了他对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忧虑：当一种考试是以考察某种教科书式的既有知识为主的时候，背诵功夫就比分析能力来得更关键了。虽然教科书有六七本，但是对于背功好的人来说，半年时间也完全可以达到八九不离十的程度。那些真正有积累、好思考的考生反而无处用力，因为那类死知识是无需费力作什么分析的。事已至此，所谓研究型人才也就只能托诸空言了。
陈丹青的一声叹息
无独有偶，今年3、4月份媒体曝光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5年的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的辞职报告。当时，被艺术类考生普遍视为畏途的英语和政治考试，已经让陈丹青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合乎要求的硕士生了。辞职事件，让这位最具知名度的艺术家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大概和他曾经做过自由画家并有过多年域外游学经历有关，陈丹青一直主张学艺术的人应该自由并自然地面对艺术这件事。在他看来，艺术学习是由无数具体而微的过程组成的，无休止的追问，画布上的实践，观念上、感觉上、心理上的探讨……都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要素。“所谓的艺术教学其实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是在不断的交谈之中，提出问题，期待启示……”陈丹青说。
面对标准化、数字化、程序化的学院教学体制，陈丹青只能在自己的教学感想中发出“一声叹息”：“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因为不适应所以不宽容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双字星”的清华和北大相继有知名教授宣布退出游戏规则。“不适应”作为他们高调退出的唯一理由，让不少人颇感意外。毕竟，在群体保持沉默的当口，站出来呐喊的人总是显得有那么点儿不合时宜。但是在熟悉他们性格的人看来，他们举动也许再自然不过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滕彪告诉记者，他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就非常仰慕贺卫方为学为人的品质。在他的眼里，贺是北京大学少数几个“特立独行，敢于直言”的教授之一。他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在担任北大《中外法学》杂志主编后短短几个月内，贺卫方就让这本浑号“法学院自留地”的学术刊物重焕生机。
1997年，在北京大学还发生过一次“保贺事件”。起因是，对职称英语考试颇不以为然的贺卫方缺少英语成绩而不能提正教授。就在他选择默默离开之际，学生们自发组织的签名活动让校方下决心将贺卫方留在北大。转年，他的职称问题连同住房问题被“破格”解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贺教授就是学生们的精神领袖。”‘保贺事件’的组织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告诉记者：“他为人很随和、很友善、也很有绅士风度，用‘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学术上，他绝对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子，你可以和他争论任何问题。”
陈丹青在清华大学也以敢说著称。体制的困惑同样不时地困扰着他：“我经常有一种孤独感觉。尽管很多人在私下里对我的说法都表示感同身受。在公开场合，每当我谈到体制的弊端时，回应的通常是沉默和随之而来的话题切换。这就是体制的可怕之处。”
也许正是骨子里对制度弊端的不宽容，让他们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所适从，只有选择离开。
理想主义者们的理想学院
“也许是经历过文革时期的缘故，我对权力会本能地抱以怀疑态度。我认为不可能有完美的领导人和完善的统治模式。看见不合理的东西，我就想表达出来，这是一种爱的表达。”贺卫方告诉记者。
他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有更多的“自治权”而不是约束。“比如在大学里不要用统一的教材；比如大学招生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不要英语、政治这样的全国统一考试。其实，大学之间的竞争力正是来源于个性化。给大学以更多的自主性，学术上就会有差异，他们各成体系的教材、考试乃至校园文化、学术氛围本身就构成的竞争力。”贺卫方说：“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招生上就大不相同。耶鲁大学法学院每年只招收100名左右的学生。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仿佛一家人一样相濡以沫，让学生在一种很好的状态下完成学业。而哈佛大学招生数量上则多很多，他们更倾向于竞争的文化。”
陈丹青则对当下学院教育的“格式化”趋势很担忧：“学院教育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对话
陈丹青 向贺卫方致敬
记者：您好像还没有恢复真正的自由身
陈丹青：是。现在，我的班上还有2个博士生和4个硕士生。按照合同，我要等他们07年暑假全部毕业之后才能离开清华。
记者：体制对您是一种怎样的束缚，能描述一下吗？
陈丹青：每个环节都在束缚你、扭曲你，你教不痛快，教不快乐。时间、精力都搭在里面了，自己的专业也快荒废了。
记者：教育政策反而给教育带来伤害，从您的观察来看后果有多严重？
陈丹青：现在人文艺术教育只是表面繁荣，普遍情况是：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大学围墙里到处是功利思想，完全失去了学术氛围，与80年代的校园氛围有天壤之别。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陈丹青：政策的后果不只是要你面对它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对集体人格的改变。它直接导致普遍的机会主义和功利心态，因为考试政策和量化管理就是要让所有人向政策负责，向上负责。执行教育政策变成教育的全部内容和过程，教育的本质被深刻扭曲。
记者：您听到贺卫方先生的事情有什么感受？
陈丹青：此道不孤啊！也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但我不清楚贺先生停止招收研究生，他怎么继续教书呢？他教不教本科生？
记者：您有什么话要送给贺卫方先生吗？
陈丹青：表达敬意！多保重！ 慢慢来！
贺卫方：我担心被误读
记者：您理想中的法学硕士考试的模式是什么样？
贺卫方：我的意见很明确，那就是报考法学硕士的考生，专业课方面，应该考两门，一门是报考专业本身，另一门是涵盖几门相关学科的综合卷。前者侧重深度，后者侧重广度。事实上，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法律院系的现行模式，也是北大法学院2003年之前的模式。
记者：您强调大学自主性和教师自主性，考试和自主是什么关系？
贺卫方：我比较担心大家误读我的主张。好像我倾向于过度简化甚至取消考试。实际上，我强调的是老师应该多考察学生的学术能力。因为现行的考试考察的多是记忆力，而不是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考试下，很优秀的学生和很差的学生都会被淘汰掉，不好不差的人被录取了却大多成不了真正的学术人才。
记者：除了考试之外，还应该有软性的指标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起作用？
贺卫方：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大对学生在大学阶段学习研究能力的考察，比如从写作情况就能了解到一个人的思考能力。
记者：良好学术制度对抑制高等院校学术腐败有什么做用？
贺卫方：教师群体应该是一个非常注重尊容的，他们不光注重学术素养而且注重人格修养。我相信，一个良好的学术制度本身会让教师更加注重自己的声誉。当然，抑制学术腐败外部监督力量也不可或缺。新闻报道有非常大的约束力和惩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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